海上客轮吐露清冷远烟，悠扬驶向上海，1940。

梅小姐斜倚在船舷，凉风薄雾之间隐约可见东方港岸。客轮一声沉闷鸣笛，她眸色沉静，不觉将驼色羊绒外套衣领拉紧一些，上海二月想必春寒料峭。

东方天际晕染一抹橙红，一轮红日于混沌云层之中冉冉升起，光线由柔和渐转耀亮，映得海面晨雾轻盈缥缈。

梅小姐这些年旅居海外，独在异乡倒并不觉孤单，因为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个人。她特意在元宵节后回来，只为避开灼热的人间烟火。若非有特殊使命，可能她再不愿再踏上这片阔别七年的土地，回忆不堪回首，唯有尘封。

英国字林商行在上海发行《字林西报》，新任社长戈林先生已先到达。梅若浮小姐应戈林先生之邀，出任报社特聘副主编，正利用此行，将欧洲华侨抗日赈灾捐款带入这座命途跌宕的城市。

伦敦出发，上海抵达，辗转多地，恍若隔梦，这次是真的回来了。

由报社安排，傍晚抵达下榻之所：赫德路195号爱林登公寓（Eddington House）。这是一栋八层西式洋房公寓，大客厅、双卧室、储藏阁、卫生间、壁炉、阳台、热水汀，一应俱全。从所居三楼阳台，可俯瞰街口人流穿梭，电车往来，市井百态，民生万象。

一路舟车劳顿，梅小姐简单归置行囊，浮游心情逐渐安定下来。先洗一个热水澡，头发湿漉漉，她用毛巾裹着出来，坐在柔软沙发呆滞许久。暮色又深沉了些，客厅安静，只有悬挂在雪白墙壁上的钟摆滴答。意识到天已转黑，她才想起点灯，望一眼茶几上电话筒，迟疑半晌，才拨通一个号码。

话筒那头是久违的中年男声，熟悉且清晰，“喂？请问哪位？”

“父亲，我回来了。”梅小姐沉静道。

电话那头男子声音一顿，“嗯，明晚来家里吃饭吧。”

“家？”梅小姐目色弥散，陷入鹅黄灯光与迷离夜幕之中，“好。”

与她通话的男人姓梅名远亭，祖籍北平，著名教育家，上海圣彼得大学文学院院长，梅若浮便是他与第一任妻子洛氏所生的女儿。梅远亭与第一任妻子乃旧式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老北京城的书香门第与没落贵族，也算门当户对。话说约莫二十年前，梅远亭还是一个青年学者，考上了庚子赔款留学生，便漂洋过海赴美留学，此后多年未归。那位洛氏夫人守着若浮一个女儿，病怏怏许多年，临终也未再能见到夫君一面。听人讲梅远亭早已在美国结婚生子，然而这是后话。看来若说与谁天生缘浅福薄，只能怨命。

次日傍晚，一辆黑色福特小轿车驶入法租界高档住宅区，穿梭于法式梧桐路，在一栋棕红色花园别墅前停驻，别墅门口标牌清晰题刻：梅公馆。

一位臃肿的年长佣人已在外面恭候多时，殷勤为梅小姐开门，谦恭带笑，“大小姐回来了。”

暮色晚风中走进梅公馆，心情别有滋味，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进门回廊一阵白茶香，清新雅致，未见人影，欢声笑语已先入耳：中年、青年、少年、男人、女人。

客厅中央一张棕皮沙发上怡然坐着两个女子，一胖一瘦，正悠然谈笑品茶，眼角眉梢和气融洽。身材丰腴的女子是梅小姐的二婶黄秀茹，旁边坐着的清瘦姑娘不认识。那年轻姑娘梳着两条长辫子，一双大眼睛流露青涩书卷气息。她低头细手削苹果，自己不吃，把苹果切块摆在茶几上一个高脚玻璃盘中。沙发旁两个少年正在草色编花波斯地毯上打闹嬉戏，一高一矮，一个跑一个追，躲猫猫。高的是梅若浮的堂弟梅承颐，矮的从未见过。三叔梅岱亭在壁炉旁抱胳膊站着，笑看两个毛头小子玩耍嬉闹。

那矮胖少年一不留神，没头没脑撞到正走进来的梅小姐身上，“嘭”地一声人仰马翻，小圆脸红噗噗，呼哧带喘。

父亲梅远亭闻声从书房出来，多年前的青布长衫已换作西装马甲，黑框眼镜变成金丝挂镜，虽比记忆中发福一些，两鬓染霜，但神采炯炯，面色圆融。都说相由运生，想必他这几年官运财运应该不错。梅远亭声音祥和，似在大学讲堂，字字句句都令青年后生如沐春风，“那是你弟弟，润麟。”

梅小姐心料如此，轻抚润麟衣衫，礼貌微笑与他说话，“我从英国带了巧克力，送给你吃。你多大啦？”

“我再过两个月就满十一岁啦。”梅润麟欢喜接过精致包装的海贝巧克力橙色礼盒，虎头虎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