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再次启用了宁成，并让他担任中尉一职。宁成以严厉残酷著称，手段甚至比郅都还要狠辣。他之前曾担任过济南都尉，那时百姓对他怨声载道，十分痛恨。而且，从品性道德上来说，他也远远比不上郅都的忠诚和清廉。然而，偏偏汉景帝却认为宁成是个有能力的官吏，让他负责掌管刑法政务。这确实是因为每个人的喜好不同，看待事物的角度也各有差异。从汉景帝发布的诏令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一些有争议的案件要求加重审理，这是汉景帝在位的第五年所下的诏令。汉景帝在后元元年发布了一道诏令，强调在审理案件时要尽量从宽处理，可以说他在诏令中把仁爱和道义都讲到了极致。但遗憾的是，这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实际上他的行为与诏令中的说法并不相符。就在后元元年的下一年，他又发布了一道诏令，告诫官员们要恪尽职守，勤勉工作。而在后元三年的诏令中，他则劝勉百姓从事农业生产，种植桑树，并禁止开采黄金和珠玉等贵重物品。然而，这些诏令未必能被臣民们真心遵从，全国上下也难以形成统一的风气。由此可见，汉景帝的行为远远比不上他的父亲汉文帝，史上将文景两代皇帝并称，确实有些名不副实。不过，汉景帝在位期间确实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没有太大的变革和动荡，还算得上是在遵守成规方面做得不错。到了他在位的后三年的正月，汉景帝突然生了病，结果就这样去世了，享年四十八岁，他在位的时间总共有十六年。在他临终前发布的遗诏中，他赐给诸侯王和列侯每人四匹马，赐给二千石品级的官员每人二斤黄金，赐给每户百姓一百钱。此外，他还下令把宫中的宫女们放回家去，并且规定她们以后永远都不再需要服役，这是汉景帝为百姓留下的深厚恩德。

太子刘彻继承了皇位，那时他刚满十六岁，这位便是后来那位喜好炫耀武功、想要与秦始皇相媲美的汉武帝。他尊称皇太后窦氏为太皇太后，尊称皇后王氏为皇太后，为先帝追赠庙号为孝景皇帝，并将先帝安葬在阳陵。在武帝还没有登上皇位之前，他已经娶了长公主的女儿陈阿娇作为妃子，现在他成为了天子，自然就册封陈氏为皇后。这样一来，陈阿娇总算是实现了她“金屋藏娇”的美好愿望。接着，汉武帝又尊称皇太后的母亲臧儿为平原君，并且连臧儿所生的两个儿子田蚡和田胜，也都赐予了尊贵的爵位。田蚡被封为武安侯，田胜被封为周阳侯。要知道，臧儿已经改嫁到了田家，与王氏家族已经没有了关系。那么，田家的这两个儿子怎么能够没有立下功劳就被封为侯爵呢？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汉武帝并不完全遵循祖宗传下来的制度。至于朝廷中的丞相、御史等官员，暂时还是让他们继续担任原来的职务，没过多久，新的一年就开始了，也就是要改换年号了。按照惯例，新皇帝在继承皇位后，通常会在先帝去世后就改换年号，称为“元年”，然后逐年递增，即使过上一百年，也不会出现多次改换年号的情况。然而，从文帝时期开始，因为文帝误信了一种说法，认为新埋设的日晷（一种古代计时仪器）能够再次准确指示正午，于是开创了二次改换年号的先例。到了景帝时期，他并没有完全摆脱这种迷信或者传统的影响，反而想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彰显自己的权威，所以干脆就改了三次年号。因此，史学家为了方便区分，就将这些年号分别称为“前元”、“中元”和“后元”。汉武帝即位后的第一年，按照老规矩换了新的年号，这本来没什么好奇怪的。但奇怪的是，他后来竟然换了十多次年号。朝廷里的官员们为了讨好皇帝，就拐弯抹角地说改年号应该顺应上天降下的吉祥征兆，得用吉祥的名称来记年。所以，从汉武帝第一次改年号开始，就接连不断地用了好多个不同的年号。第一个年号叫做“建元”，不过这个是汉武帝在元鼎三年时才新定的，然后他还从这一年开始，往前追溯，给之前的每一年都加上了对应的年号。后人根据史书编写的时候，就把汉武帝的第一年称为“建元元年”。各位要知道，年号这个制度，就是汉武帝开创的，这也算是一种特别的纪念，后来还成了固定的规矩。在这特意提一下这个开始，也是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这段历史。

汉武帝非常爱读书，对文学有着深厚的兴趣。他一登上皇位，就立即发布了一道诏书，命令丞相、御史、列侯、郡守以及诸侯相等官员，推荐那些品德高尚、正直无私、敢于直言进谏的人才。于是，来自广川的董仲舒、菑川的公孙弘、会稽的严助，以及其他各地有名的儒生，都被选中，一同被召集到都城来，人数大约有上百人。汉武帝把这些人都召进宫里，亲自出题考察他们，问题主要都是关于帝王治理国家的要害之处。这些应对考试的士子们，都全神贯注地思考，然后提笔写成文章。大约过了三五个时辰，他们按照顺序交上了自己的答卷，然后陆续离开了考场。汉武帝一篇接一篇地仔细阅读这些答卷，但大多数都没有让他特别满意。直到他翻看到董仲舒的答卷时，发现里面详细论述了天人感应的道理，阐述得既全面又深入，总共有好几千字。汉武帝当即就拍手叫好，称赞这是一篇难得的奇文。原来，董仲舒从小就研读《春秋》，并且颇有心得。在景帝时期，他就已经被列为博士，讲学的时候，他挂上帷帐，专心讲授，眼睛从不看园圃，一心一意沉浸在学问中。又过了三年多，他的学问更加深厚。因此，远近的学子们都把他当作经学方面的老师来尊敬。到了这次应召到朝廷参加对策考试的时候，董仲舒正好有机会将他一生的学识展现出来，果然他的才华和见解超越了其他所有儒生，特别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汉武帝觉得他话里似乎还有未尽之意，于是又多次出题进一步询问他。董仲舒也一次次地详细回答，都是援引《春秋》的经典理论，回归到儒家的核心思想。这些对策被世人称为“天人三策”，一直流传至今，被人们传颂。在这虽然没有时间抄录全部内容，但记得最后一篇尤为重要，主要是董仲舒请求汉武帝推崇孔子，排除其他的不同学说。大致意思是说：

我听说，天是万物的始祖，因此它广泛地包容着万物，没有任何区别地对待它们。圣人效仿天道来建立人间的法则，也是普遍地施予爱心而毫无偏私。春天是上天用来使万物生长的季节，仁爱则是君主用来关爱百姓的方式；夏天是上天用来使万物成长的季节，德政则是君主用来养育百姓的手段；霜冻是上天用来肃杀万物的现象，刑罚则是君主用来惩罚犯罪的工具。因此，孔子创作了《春秋》这部史书，向上探求天道的规律，向下考察人间的事情，记录诸侯国家的过失，以及灾害异变的情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所做的事情，无论美好还是丑恶到了极点，都会与天地相通，产生相应的反应。这也只是谈论天道的一个方面罢了。

上天所下的命令，我们称之为“命”，但这个“命”如果没有圣人来推行，就无法得到实现。人的本质纯朴无邪，我们称之为“性”，但这个“性”如果没有教化来培养，就无法得以完善。人的需求和欲望，我们称之为“情”，但这个“情”如果没有制度来约束，就无法得到节制。因此，古代的帝王，对上会谨慎地承接天意，来顺应天命；对下则致力于阐明教化百姓，以成就他们的天性。他们会端正法制的适宜性，区分上下的次序，来防止欲望的泛滥。做好这三方面，治国的根本原则就确立了。人从上天那里接受生命，本来就超然地不同于其他生物。所以孔子说：“天地之间，人的本性最为尊贵。”明白了人的天性，知道自己比万物尊贵，然后才能懂得仁义；懂得了仁义，然后才能重视礼节；重视了礼节，然后才能安于行善；安于行善，然后才能乐于遵循事理；乐于遵循事理，这样的人就可以被称为君子了。

我又听说，积累少量的就会逐渐增多，累积微小的就会逐渐变大，所以圣人没有不重视从隐蔽微小处着手以达到显著的。他们通过关注细微之处来达到明察秋毫，从微小之处开始，最终成就显著。因此，尧帝从诸侯的身份起家，舜帝在深山之中兴起，他们都不是在一天之内就显贵起来的，而是逐渐积累、逐渐达成的。话从自己口中说出，就无法再堵塞回去；行为从自身发出，就无法再掩盖。言行是君子用来感动天地的工具，所以能够成就小事的人，才能成就大事；能够谨慎于细微之处的人，才能显著于天下。善行在身上积累，就像太阳一天天升起，光亮逐渐增强，而人们却往往不觉察；恶行在身上积累，就像油脂一天天减少，火焰逐渐熄灭，而人们却往往看不见。这就是唐尧、虞舜能够赢得美名，而夏桀、商纣却令人畏惧、令人哀叹的原因啊。

那种快乐而不放纵，回复而不厌倦的状态，我们称之为“道”。道是万世都不会衰败的，如果出现衰败，那就是因为偏离了道。夏朝崇尚忠诚，商朝崇尚质朴，周朝崇尚文采，这些都是用来纠正衰败的方法，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来运用。道的根源出自于天，天没有变化，道也就不会改变。因此，大禹继承舜帝，舜帝继承尧帝，这三位圣人相互传授的，都是坚守同一道，不需要进行纠正。由此看来，在继承治世的时期，所遵循的道是相同的；而在继承乱世的时期，所遵循的道就需要有所改变。现在大汉王朝是在乱世之后建立起来的，因此，如果适当地减少一些周朝的文采，致力于实行夏朝的忠诚之道，或许会更好。

古代的天下与现在的天下，实际上是同一个天下。然而，古代治理得非常好，现在却远远比不上。这其中的差错和衰败为何会如此严重呢？我想，是不是我们在古代的道上有所偏离，或者违背了天的道理呢？天在赋予万物时也是有所分别的，给了牙齿的就不会再给角，给了翅膀的就会减少脚的数量，这是上天赋予的规律，得到大的就不会再得到小的。古代那些享受俸禄的人，不从事体力劳动，不经营工商业，这是与天意相合的。他们身居高位，受到尊宠；家庭温暖，享受厚禄。然而，他们却凭借着富贵之势与百姓争夺利益，百姓又怎么能争得过他们呢？百姓一天天被剥削，穷困到了极点，连死都不怕，又怎么会怕犯罪呢？这就是刑罚繁多，邪恶无法战胜的原因。因为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利用自己的权势和财富，与民争利，导致百姓生活困苦，无法生存，最终只能铤而走险，触犯法律。这样一来，刑罚自然就越来越多，而邪恶也无法被彻底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