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辞出了黑楼，走出好久还是无法接受宋江竟然会是皇城司的都头。卢俊义一家的事并没有什么奇怪，还能说是意料之中，宋江这事可就太炸裂了。

根据小世界理论，任何人A都可以通过不超过五个人结识任何人B，但那是指处在理想自由的状态下，或者介质足够强大，比如性与金钱。如果某个社会体被人为地分割开、阻断开，这个规则也就失灵了。

在群演世界，大多数人就算通过一万个人十万个人，组`织起无数个链条，也无法跟美国总统建立起面对面的联系，更何况这个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都是普通人无法承受的。

所以想要弄清那个姜指挥使住在哪里，进而弄清宋江·张三住在哪里，并做出核实确认就很困难，简直无从下手。

武楝有个好处，那就是遇到想不通的事就不去想，没有办法的事就暂时放下。顺手在街上买了几样吃食玩具，溜溜跶跶地回到客店，发现时老贼正在等他。老贼坐卧不宁，象是肚子里憋了一泡屎尿，一见武楝进门，就围上来诉说。

原来朝廷上新近出了两件大事，一是太师蔡京罢相，张商英出任宰相。据老贼的小儿子时秋分析，此事对武楝买官一事不利。卢家与张商英那边应该没有什么关联交情，再说张刚刚上任，事情繁多，就算有关系也难于下手操作。面对此种官场大地震，东方清管事也要设法应对调整，应该没有余力再去经手买官的事，让武楝再改走别的门路。

谁罢相谁入相，武楝半点都不关心，却还是做出一脸失望的神色，用几句话应付过去。

二是一则八卦秘辛，极为生猛。差不多从两个半月之前起，宫城的东华门西华门上，夜间有人出来张贴一种印刷品，印的是《元佑党人碑》全文，并且还是由宋徽宗亲笔书写的那一个版本。揭贴雕工精良，竟然有近二尺多长大小，很是醒目。

负责宫门守卫的班值禁兵加强巡查后，别的地方就会出现这种张贴。京城各个大小衙门做公的，包括皇城司已经全体出动疯狂侦查，仍是一无所获。查的紧了就消停几天，一有疏忽就又有碑贴出现，份数也并不很多，有时只是一两份，却就是不能禁绝。

皇城司和掌管禁卫的班值已有几十人为此受到责打，挨了板子。衙门推测有可能是那些奸党子孙在背后搞鬼，已经在全国各地逐一审查奸党的子孙，风雨不是欲来，而是已经落下来了。

蔡京罢相之事还没有登上邸报，不过肯定不会再有反复。后一件八卦更是绝对不会上邸报，尽管坊间却已传得沸沸扬扬，只有武楝这种外地来的人还不知道。

这就有点意思了。

想当年，一代猛人宋神宗死后，儿子哲宗即位，只有九岁。太皇太后（神宗的娘，哲宗的祖母）高滔滔摄政，任用司马光、文彦博等人，罢除神宗的新法，贬斥变法派，史称元佑更化。九年后太皇太后死，哲宗亲政，当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原地大掉头，贬斥司马光文彦博等人，起用新党，继续再走神宗没走完的路。

大干了九年后，这个哲宗年纪轻轻的也死了，追赶神宗去了，爷儿两个一位是神一位是哲，名头确实不小。后世的热血少年对这个小哲宗（尽管死的时候已经二十五六了）极其崇拜，远在千年之后，提起来有时还会流下热泪。

金庸先生在《天龙八部》里对老太后和小皇帝都有详细描述，让人读来百味杂陈。

这就轮到轻佻的徽宗登场了，九个月后摄政的向太后及时病死，徽宗便大展拳脚，戏剧也就按照不可改变的步点稳步走向它最后的高潮，新政的高潮。

从整体上看，高滔滔主政下的八年只不过是一场小插曲，从神宗哲宗再到徽宗这一路过来，时代还是新政的时代，天下还是新政的天下。从情理上来分析，高滔滔就算是逆潮流而动不得好死，也不会对新法的神奇功效、无边功业带来什么不可挽回的影响。

徽宗却不这么看，徽宗还是对那八年恨之入骨，似乎如果没有那个倒退的八年，大宋便能推平大辽西夏，一亲政便对那八年当中的大小臣僚实行严格审查，不论是死了的还是活着的，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该贬官的贬官，该关押的关押，死了的也要追夺官职。

徽宗亲自执笔，用他那当时还算不上神妙的书法写了一份《元佑党人碑》，刻成一块大石头立在端礼门外。并下令，这些人的子弟不得做官，不得擅自进京，不许参加科举考试，烧毁这些人的画像，赵宋皇族不得与元佑奸党的后代通婚，打入贱籍了属于是。

碑文上共列举了元佑奸党309人（并最终扩展到541人）：

司马光主持编写过《资治通鉴》，留有名言“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被认为是反·动落~后的言论，不思时取的自我招供。

文彦博历仕仁、英、神、哲四帝，出将入相五十余年。任职期间秉公执法，世人尊称为贤相。曾成功抵御西夏的入侵。大胆提出裁军八万，主张精兵简政。

苏辙认为官府从宏观上調控粮价，让粮价不太昂贵也不太低贱，才是最有效的管控行为，相比之下借钱给百姓都是细枝末节。由官府经营借贷，并以数额做考核标准，必定会有官府强逼百姓借贷，最终坑害百姓，官府也会收不回本金。无力借贷的借了钱无力归还，无需借贷的白白多出利息，因此青苗法是有害的。

苏轼一顆可以照亮历史的文化明珠；主张取消食盐专卖，认为官府只是居中收税就可以了，认为通过市场调节就可以实现食盐流通的良性循环，官府的税收也会增加。被认为是迂腐之见。

秦观不单纯是一个出色的诗人。关心社会矛盾，先后进献过五十多篇策论，谈论时事国政；蔑视不作为、不担当、“远危机、保禄命的“具臣”；认为政务应当透明；皇帝应该对监察官员宽容，也就是说要主动接受监察。

黄庭坚书法和蔡京处于同一级别，文章写得比蔡京更好；做县官时，整吏治，抗盐税、察民情，被百姓称为“黄青天”；做德平镇监时认为，德平地小民穷，集市太小，若实行“市易法（官~营垄~断商业兼强行向百姓贷款）”，集市聚集起来的民众必然散去，坚决拒绝推行；《神宗实录》的检讨官，在《神宗实录》中写有“用铁龙爪（一种新发明的工具）治河，有同儿戏”的话，因而遭到盘问审查。黄强硬回复：我当时就在北都做官，曾亲眼看到这件事，当时的确如同儿戏。“庭坚时官北都，尝亲见之，真儿戏耳。”让人直起鸡皮疙瘩-----此人也真称得上一个坚字。

张耒 1101年苏轼在流放中逝世，具服哀悼恩师与文豪，触怒皇帝。长期做地方小官，识民间疾苦，写有悯农诗作多部。认为应该改革弊政，减轻百姓负担。

晃补之参加编写过《神宗实录》，因“不实”获罪。经济思想不详。

程颐理学大师，程门立雪的那个门就是他家的门。十八岁时上书朝廷，指出社会的危机，认为救之当以王道，书中有“王道之不行二千年矣”之句，气魄不能说是小。寒冬天气士兵修河，官吏督促严厉，士兵不堪重负逃亡，程颐出面收容，安排休息，并向上争取，最终免除了河工。

李格非李清照之父。女儿的名头实在太大，作品也实在太好。常人也许以为李格非必定是个贪官，才能供得起女儿那种梦幻般的美好生活。其实易安居士已经说过：“赵（夫家）李（娘家）族寒，素贫俭。每朔望（丈夫赵明诚从太学）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相国寺是个大卖场，能在那里买到的东西，不会是什么顶级藏品。李格非是超级贪官的可能性并没有那么大。

吕公著与司马光齐名的“保守派”，司马光死后接任，继续采用司马光的“守旧”政策，归入奸党并不冤枉。王安石推行青苗法，此人反对：“昔日之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举（新法）为非，而生议者（王安石）一切祗为流俗浮论，岂昔皆贤而今皆不肖乎？”“安石怒其深切”。

从辩论的角度来看，吕氏的反驳还只是从人品着手，并未具体分析青苗法有何种弊端。却能激怒大改革家，估计也是摸到了其人的痛点。

就连明明属于变法派的陆佃、章惇、曾布也被顺手归入奸党名录，可见已经陷入明显的狂乱了。

如果细细列举，读来必定生厌，不如就此打住。站在群演时代的主流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的角度去看，新法派的观点也好，反新法派的观点也好，全都简陋初级得如同幼儿园读本，一目可以了然，看几个例子尝尝味道即可。

蔡京随后也写了一份碑文名单，发往各地州县官府，命令地方照样募写刻画立碑，以求让这些奸党的恶名遍布天下，被人类永久唾弃。

洪太尉打开了伏魔之殿，推倒石碑揭开石板，放走了三十员天罡，走漏了七十二员地煞，徽宗亲手拟写的这份元佑奸人党碑也有同样玄幻的功效，因为结果都是妖魔鬼怪满人间，直到灰飞烟灭。

立碑之后，也只是过了五年，1106年2月10日，“克鲁兹族”慧星光临赵宋王朝的上空，“其长竟天”，慧尾的长度几乎纵贯整个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