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小闹听了，点点头，眼睛里坚定了点什么。

胡小闹给我和钮晓静掖了掖被子，又找了大山说了几句话，就回去了。

胡小闹离开了，旁边一个老兵看向了我，“你们哪支部队的？够情义！像你们这样的，太少啦。”

我不知道说什么，最后说了句，“咱班长好。”

许是吧，咱班长算得上是无依无靠了，山东大地，是他的故土，可是那片故土上，剩下的都是陌生。这支东北军，这个队伍的长官让他归属了这支队伍，这个班，被他操练，同吃同住，嬉笑怒骂，在我们是气氛融洽，可是在他看来，透着一股子家的感觉。感觉是相互的，谁又说得准，谁感觉不到呢。

就这样，在医院躺了一周多，每天都是在隆隆的炮声和一阵一阵的叫喊声中，睡去又醒来。我抓紧一切机会睡觉，错过了这休息的机会，回了前线，就再也没了。

期间，大山先回了部队。

钮晓静因为是伤到了骨头，而且很严重，最后转到了后方去了。

十天后，我出院了，不能说好的有多利索，野战医院，不会收容到痊愈康复，只进不出，医院架不住，八九不离十，能打仗的，就都回去了，而且大家都归心似箭回部队，继续打仗。

我回去的时候，咱们团，已经撤下来修整了。在营地，我听说了撤下来修整的原因。

事情还要从我缴获的那个牛皮袋里，那封信说起。当时沈班长看到了信件内容，包涵很多数字，就立刻送去了连部，找人问问。

连部一参谋，帮助沈班长把信件内容翻译了出来，因为也是个半吊子，所以只言片语的，也没看的准，不过他说，有一句说到了一个词，翻译过来是——生物部队，这个参谋立刻觉得事情不对，赶紧上报了连长，连长拿过来信也是看不懂，就带着信去了团部，咱班长看没有他什么事儿，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还委托那参谋，把口琴交给连长。

后来的时候，班长听连长说的，连长直接找到了团部，他知道，团部有一个懂日语的，找到了他，立时就全篇翻译了出来，翻译完了，他一脸严肃地问连长骆磊，这封信哪儿来的，骆磊就说现场缴获的，鬼子身上扒下来的。那人把信件内容告诉了他。

这封信，是一个叫做村山写给冈本的，村山在信里说，自己的部队，接到了支援上海战局的命令，会很快来上海与冈本会面，他很期待这一次见面，因为战争，他们一直分隔两地，可是他心里从来没有忘记，这一位大学挚友。末尾，他提到，他们带来了新研制的生物武器，到时候在上海，一试威力。言辞充满了期待和兴奋。

很快这封信层层上报。更快地命令下来了，前线部队，立刻配备防毒面具，配发之前，各部队做好防毒面具使用的训练。这在我养伤期间。

可是，忽然一下子前线部队需要数万的防毒面具，是个大难题。于是最先配属给了中央军。

我们的部队，还没有等来防毒面具，鬼子的生物武器，就已经投到了阵地上，这一天，一大早，还在睡梦中，鬼子二话不说，就放起了毒。

乐于警觉，把大家都喊醒了，沈班长大喊，湿布捂住口鼻。

他喊的很大声，想让附近的人，多几个人听到。

很快，阵地上布满了烟雾，毒气弹飞来不上，大家都是闭着眼。

等烟雾稍散，鬼子就冲了上来，原本捂着口鼻的大家，一激动，扔了湿布，抄家伙就要打鬼子。

就这么一呼一吸，放下去更多的人，最后鬼子冲上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太多的战斗力。连部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匆忙摆脱战斗，撤了下来。

一撤下来，轻点人数，建制还完整，可是还能动起来的人，就屈指可数了。

情况大致如此，我回了部队。

部队里弥散着一股低沉之气。

中毒的被隔离了，有的很严重，一开始，还允许我们进去送水，送食物，只是，我们需要做好防护。没几天，我们被禁止靠近，宪兵直接隔绝了伤兵和我们之间的距离，设立了禁足区。

突然一夜之间，伤兵营里，一个伤兵都没有了，附近的几支队伍聚集了过来，伸手向宪兵队要兄弟，还没来得及撤退的宪兵，举起了枪，不知道是哪边的一个走火，双方持着枪打在了一起，宪兵自然不是对手，愤怒的人群，把一队宪兵按在了地上，群殴。

很快，野战部队被拉上来了，荷枪实弹地包围了起来，械斗才被平息，缴了枪，被看管在空地上。

毕竟受到毒气攻击的队伍很多，撤下来和没撤下来的部队，都有被毒气伤害的兄弟在伤兵营，最后战区下来了人，作解释和安抚工作。

伤兵们，并没有像人们猜想的那样，被活埋或者处理了，他们被转移了，分别被送去了不同的医疗点。就像那战区的官说的，我们有能力救助，为什么要去做那一等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们的伤情，比较特殊，处理不好，很容易在全军传开来，难道偌大的国土，就这么拱手让给日寇？兄弟们连月来的抗争，就要付诸东流？

最后平息下来了，不是那个抚慰官，因为我们陆续收到了伤兵兄弟们的信件，信里说他们很好，重伤死去的兄弟，也被安葬了，地方的百姓，把他们当成英雄，没有因为他们奇怪的病，就嫌弃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