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牢便坐牢，范爷也没啥可申辩的，认为自己罪有应得。但他跟司马迁“私意有所不尽”一样，还有放不下的事情。于是他写了一篇与诸甥侄书，总结了他对文学、史学、音乐、书法的研究心得。在这封信中，他坦陈心迹，希望将来能有个知音，理解后汉书的价值。他对自己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史学著作十分自负，认为它们“精意深旨”，是从古至今没有过的“体大而思精”的作品，其中诸序与论赞，更是“天下之奇作”，和班固的汉书相比，毫无愧感。他说，世人多贵古贱今，所以他才“称情狂言”，以期引起人们对后汉书的重视。一个人借死的机会给自己的书打广告，效果是不会错的。果然，书信问世后，大家由于好奇，纷纷围观。这一围观还真就被他成功圈粉。

范晔的自夸虽然有些过分，但他的著作也确实有超人之处。刘昭说：“范晔后汉，诚跨众氏”后汉书注补志序，刘知几也说：“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参见史通的书事篇和补注篇。范书杀青虽晚，却后来居上。好吧，范爷威武。

那么，范爷的后汉书到底有哪些过人之处呢？

后汉书除体例上的创新外，最显著的是观点鲜明，褒贬一语见地。如，他不为那些无所作为的大官僚立传，而为许多“操行俱绝”的“一介之夫”写了独行列传，充分地表明了他爱憎分明的态度党锢传则正面歌颂了张俭、范滂和李膺等人刚强正直的风尚在杨震传中，多处歌颂了杨震及其子孙廉洁奉公的家风宦者传赞扬了蔡伦等“一心王室”的忠介之士，对于侯览等人则直书其“凶家害国”。特别是后汉书的“论”“赞”，以犀利的笔锋评判是非，表彰刚正，贬斥奸恶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优点。清代乾隆年间的邵晋涵评价后汉书创新之功说：“范氏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削。盖时风众势日趋于文，而闺门为风教所系，当备书于简策，故有创而不废也。”进而又评价其论赞的影响说：“旧唐书经籍志又有范氏后汉书论赞五卷，殆以范氏文体高于六朝诸人，而爱其文辞者，遂摘取其论赞，别为一书欤！”这是赞誉范晔后汉书史论对后世史学的影响。他还指出“司马彪志详述制度，较史、汉诸志为稍变其体，后来晋、隋诸志，实仿其例。”后汉书提要揭示出司马彪续汉书志对后世史学的影响。

后汉书虽然只有本纪、列传和志，而没有表，但范晔文笔较好，善于剪裁，叙事连贯而不重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无表的缺陷。另外，因为记载东汉史实的其他史书多数已不存在，所以，后汉书的史料价值就更为珍贵。

后汉书的最大局限就是丢掉了史记重视农民起义的传统，对黄巾起义持否定态度。黄巾起义为东汉末的大事，其中的主要人物如张角弟兄，竟不为立传。他们的事迹，只附在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僚皇甫嵩的传中。

后汉书再现了东汉的历史，保存了东汉一代的诸多史料。东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朝代兴衰历变，历史大事件等等，诸如党宦之争、党锢之祸、图谶盛行等史实，皆赖其保存记录。后汉书还学习了班固的汉书，保存了东汉学者大量有价值的论著，于人物传记中附载，如崔寔传中载其政论一篇，桓谭传中载其陈时政一篇，张衡传中载其客问、上陈事疏和请禁图谶等三篇，蔡邕传载其释诲一篇，等等。这些论著，都是研究东汉社会的珍贵史料，且对后代社会有一定的参考和实用价值，若不是范晔附录书中，恐怕早已淹没于历史长河中了。

后汉书继承了前代的纪传体制，但又有所创建。清人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史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赵翼：二十二史札记。范爷在后汉书中也继承了前人的纪传体制保留“纪”、“传”、“志”的体例，在人物传记中采用独传、合传、类传的形式，但又有所创建。凭着自己对史学的领悟，他在后汉书中取消了“表”，以后史家竞相效法在人物类传方面，除承袭汉书的循吏、酷吏、儒林等类传外，凭着对社会的更进一步的剖析与理解，结合东汉社会的特点，他又创制了前代史书中所没有的党锢、宦者、文苑、独行、逸民、方术、列女等7种新的类传，而后6种类传为后世大多数纪传体史书承袭，使缘乎东汉历史的体例获得了超越时序的永恒的史学价值在合传方面，范晔受类传编纂的影响，不拘时序把有相似点的人物放在一起撰写但又不同于类传，这使编者更易于编写，而读者更易于理解把握所传人物，对后世史学编纂亦有很大影响。范晔新增类传对后世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了。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范晔所新设置的七个类传，除党锢列传以外，对后世史家影响是比较大的。多数类传都为后来的史家所沿袭。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范晔所撰的后汉书虽比不上司马迁所著史记那样，创立纪传体史书的宏规，也没有如班固撰汉书那样，建立纪传体断代史的范例。但是在完善纪传体断代史方面，却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类传的设置。史、汉类传比较少，一方面是社会历史现实反映还没有这主面的需要，另一方面就是史家造作之初，还没有顾及到这些方面。例如刘向在西汉末写了列女传，汉书为设置这一类传是完全有条件的，而班固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又如儒林、文学的分别立传也是有必要的，汉书没有分立，到范晔才实现了这一客观需要。从后汉书新增了七个类传以后，纪传体史书的类传名目，大体上就齐备了。后来的纪传体史书只在个别传目有所增减外，基本固定下来了。

范晔著后汉书，着力探讨东汉社会问题，贯彻了“正一代得失”后汉书附狱中与诸甥侄书的宗旨。书中的王充王符仲长统传，载王符潜夫论5篇，仲长统昌言3篇，都是探讨东汉为政得失的名作。他又于传末写了一篇长约600字的总论，对王符等人的言论做出评判，由他们的得失之议，引向更高层次的历史变化之论。范晔论史往往能抓住历史矛盾进行具体分析。一般论史的人大都对光武帝建国后不任用功臣表示不满，范晔则在中兴二十八将论中指出这正是刘秀的深谋远虑。他说光武帝对功臣崇以爵禄，而将吏事委之吏职，既避免了像西汉初年那样的分裂动乱、诛杀功臣之弊，又为一般士人广开入仕之途，满足了封建国家对人才的需要，是“至公均被”之举。此论深合秦汉政治实际，颇具史家识见。

后汉书所以成为不朽的史学名著，也因为它在编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纪传体是一种综合体裁，在这种体裁中如何统筹全局，详略得当地再现史实，是个很棘手的问题。范晔对全书作了细致的整体规划，对史实进行了认真的剪裁。书中所述史实规避得法，彼此间既有照应，又不重复繁冗，表现出高超的史学技巧。通过他的妙手剪裁，后汉书井井有条地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错落有致地描画出东汉一代的社会、民情与人物百态。刘知几称赞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补注，王应麟则说：“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都充分肯定了他这方面的成就。范爷是个善于宏大叙事的不折不扣的大手笔。

范爷的才华是多方面的，本传中说他“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而尤以“善为文章”著称。他的诗文，范晔自言所作不多。其临死前于狱中所作的狱中与诸甥侄书，内中包括他的自我总结、写作的甘苦感受、关于写作的心得体会及对后汉书的自序等内容，内容丰富，曲折详尽。关于作文，文中论曰：

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时虽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趋，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

可见范爷正确地认识到了写作中“文”与“意”的关系及声韵运用的重要性，这可作为理解其文才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之，范爷就是爷，个性鲜明，气场强大，胸有丘壑，善于布局谋篇，且有奇气，他的后汉书也深深地打上了他的烙印。

范爷的后汉书是以华峤的汉后书为主要蓝本的，十部书中为什么偏要选这部书呢？

汉后书作者华峤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他爷爷就是三国时任曹魏太尉的华歆。司马昭时，华峤做过车侍从事中郎;晋武帝时，北赐爵关内侯，任太子中庶子，又以散骑常侍典中书著作，领国子博士，迁侍中。晋惠帝初年，封东乡侯，迁尚书。可见华峤是个终身为官的人。

然而他真正的志向却在从事史学著述。华峤学识精深广博，年少时便已小有名气。在研读史籍过程中，华峤发现东汉官修记载东汉史事的东观汉记有“烦秽“之处，早就有改作之意。

晋惠帝时，有人推荐华峤“博闻多识“，“有良史之志“，于是惠帝命华峤转秘书监，加散骑常侍，班同中书。当时中书、散骑、著作及治礼音律、天文数术、南省文章、门下撰集，华峤“皆典统之“。这个职务使华峤得以便览深藏于秘府的书籍，这无疑为华峤从事史学著述创造了条件。从这时起，华峤开始着手搜集资料，从事著述，最终写成了记载东汉历史的汉后书。

汉后书就是西汉以后的史书。共97卷，为纪传体。记载了从光武帝到汉献帝195年的历史，其中帝纪12卷，皇后纪2卷，典10卷，传70卷及3谱、序传、目录各1卷。华峤认为皇后与皇帝相配，为“天作之合“，而前史载皇后于外戚传，实属不当，于是创立了皇后纪;又因为尚书中有尧典1篇，于是一律改“志“为“典“。但“10典“未成，华峤便去世了，华峤的儿子华彻、华畅先后继承父业，最后终于完成了此书。

书成之后，晋惠帝曾“诏朝臣会议“。当时的中书监荀勖、令和峤、太常张华、侍中王济都认为该书“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命“藏之秘府“。可惜该书在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中即遭遗没，余下的30余卷以后也逐渐散佚。

清人对华峤的汉后书作了大量的辑佚工作，清姚之骃的后汉书补逸，黄奭的汉学堂丛书，汪文台的七家后汉书，王仁俊的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中均有辑本。